自然创造生命，社会却扼杀它。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物质和精神的利诱不断使人沉沦，人类为其欲望而受到惩罚，遂产生痛苦。生命在这一点上是绝对公平的，不论贫富，谁都无法逃脱。感谢金钱对于痛苦的无能。存在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种需要，而这一切的需要归根结底都是人性的需要。痛苦当然也是一种需要，没有痛苦，社会如何发展，如何进步。我们说人性是均等的，将来的变化皆是后天的影响。环境改变人性，社会的前进必然出现失落之人。失落者因其痛苦，乃感到文学是种很好的安慰，并把自己脆弱的希望寄托于其中。所以我说，痛苦让人想起文学，痛苦也让人制造了文学。是的，欢乐之人亦能够文章，可惜他们做的是文字游戏。如果文字被当作是一种游戏，那也就无关于文学了。真正的文学只有在痛苦中才能寻求真谛。文学从另一角度讲，其实是一种精神安慰。真正伟大的作品，是揭示人性的作品，只有触及到人性，这种安慰才能彻底。那么，这部作品就是成功之作。这就是大众的需要，也是人性的需要。诗歌作为文学的最初形式，同样也是文学最凝练抽象的表现方式，似乎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魔力，人类生命中有那么多的诗人，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文学虽是为着人性，然而终究要受到政治和道德的压力。道德还可理解，文学若是着了政治的颜色，那简直就是文学的堕落。浅观中国新诗的历史，不难看出这种影响的存在。但这也并不损害其卓越的成就。中国的新诗，自《尝试集》以来，通过初期实践，其流体逐渐衍变，大体经历了几个辉煌的时期：从第一高潮的浪漫派时期到文学研究会领导的"为人生"时期，再到第二高潮的象征派时期，再到第三高潮的新月派时期，再到"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时期，再到第四高潮的现代派时期。期间，因为政治因素，乃开始分化。大陆从七月派与九叶派到十年空白后的第五高潮朦胧诗的新诗潮后新诗潮时期，再到旗号纷立，一盘散沙的"新生代"，竟越来越晦涩而高贵，以至如今事实上的沉闷和静悄悄了。在台湾则出现了空前繁荣，从"现代派"的复苏到"蓝星"，再到"创世纪"，再到现实主义的"葡萄园"和"笠"，再到青年诗社的勃兴，正一步一步走向活跃与成熟。中国的新诗，开始是从国外借鉴而来，再经过全面的理论探索，乃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点上，后来的台湾做的比较好，他们更早的实现了"本土回归"，民族化的意识被普遍重视。以上是一些基本情况，如果说到个人，我认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真正懂得做诗的是徐志摩，像胡适之、郭沫若之流，虽对新诗做出过很大贡献，客观地说，他们根本不能算做诗人。非常可惜的是，自从海子死后，中国几乎已看不到一个真正的诗人了。
　　我以为做诗是年轻时候的事，年岁老去莫要再做诗。当年轻时，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真实的踏进了现实。而年老是做不出什么新意的，艾青就是很好的例子。毕竟，能够意识到通、灵、清、真的人没有几个。四年里，一直把冲动当作是才华，我现在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从开始的轻柔做诗到后来的冷漠做诗，这算不算是一个讽刺。而一首写得最无奈的《春天，带你去看桃花》，把我推到了苦笑边缘。本来拟定的清纯美好之作，最后居然写成了那样子。苦笑。在今天这个把情色故事当作爱情传说的时代，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
　　诗的生命永不死亡，为人性不灭。
　　诗的生命已经死亡，为我的离弃。

    若文章必得什么主义，我以为这便是我所谓之存在。我先认识存在，后又认识萨特，我意识到这位战争年代的法国人想做什么。当时之世，当时之人，后来者如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定前人的是非，我们读到的历史竟是自己的今天。
　　一笑！无为的人间。年轻的生命不是缺少壮士的心，我们是否还记得在讲堂上曾为生命讨论过意义。岂是为了桃李的替换，或者转眼间的花草，那么，丁香又在何处？当初妄谈人性的学说，又造作了怎样的需要。
　　可惜。插花的瓶亦不过是个瓶，指向月亮的手却不是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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